首页

　　要解决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前提是社会各个决策层要保证政策决策的正确性和投资决策的准确性，不出现大的失误。

　　我国生态与环境的恶化，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回顾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几次重大损失，几乎都与不同层面的决策失误有关。例如1958年的“”，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虚报、浮夸之风的流毒，至今难以消除。而投资决策的失误，则不时出现在部门和地方的各个层面。至今，争投资、争项目、低水平扩张等现象仍屡见不鲜。有的地方和部门未摸清市场容量，忽视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缺乏对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综合分析，以透支存量资源来获取地方和部门的眼前利益，以致盲目投资、到处布点、重复建设，造成不少地方产业体系趋同，生产能力过度闲置，既增加了环境负荷，又制约了经济发展。在环境领域，争抢公共资源导致资源破坏的事件接连不断。如黄河沿岸各省修建了122项工程抢着引水，把“母亲”河抽吸得奄奄一息，断流干涸时，下游人民连“母亲”的呜咽声也听不到了。为了治理江河湖海，很多地方禁用含磷洗衣粉。可是，就在欧美和日本坚决关闭全部三聚磷酸钠厂之后，我国投巨资建设了最大的三聚磷酸钠厂。如果决策者的前瞻性强一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果。最近，一些地方政府，把生产能力早已过剩的环保产品制造业，列为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以行政手段扩规模、上能力，捆集团、布基地。看一看现实的市场，这样引导，企业怎能有效益、怎能不亏损！在建城市污水处理厂过程中，盲目性也很严重，全国已建成的80多个，能正常运行的连14也不到。有的已经建成十年了，至今还不能运转，要转，国家要再花钱、老百姓要再增加负担。

　　上述这些现象，深刻反映出我国环保领域的决策还存在着混乱和无序的状况，也十分缺乏民主和科学化的有效机制，为此我们提议国家各级领导和有关决策层，一定要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局着眼，在有关环保的政策决策和投资决策方面，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促使各级决策层尽快提高决策水平，实行民主、科学的决策。

　　我国以往出现的生态和环境事件，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就人祸而言，人们的不良行为，固然是引起恶化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致使政府及其所属的单位，客观上成为生态与环境事件的主体，最终承受责任和负担的还是政府。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由东部扩展到中西部，污染面逐步扩大，生态恶化漫及到源头。实施这种转移和扩展的主导者或利益主体，往往不能离开政府；加上部门之间、条块之间各自复杂的隶属关系，给环境执法带来了很大阻力。

　　迄今，我国共制定了15部环境与资源法律、100多项环保法规，地方性环保法规达900多个。国际上也公认，我国已建立起系统的、基本完善的环保法制体系。可是，执法者面对政企不分、行政分割的体制框架，却显得十分乏力。不论是七大水系，还是众多的湖泊、海湾以及漫长海岸带的治理，不改变以邻为壑和群龙闹江闹海的局面，不健全统一的环保管理体制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体系，再好的政策与法律、法规也难以发挥出应有功能；国家给予再多的投入，也堵不住众多的漏洞。

　　为此，我们提议，为加强和健全环保管理体制，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根本上改变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象，尽快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环保管理体制；有关方面应对涉及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和法规做全面清理，以解决那些政策法规相互顶撞的现象；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意识和全局意识，加强地方之间、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协同合作。

　　从1988年到1997年十年间，我国环保总投入为1668亿元，到1998年底激增到2486亿元。据主管部门预测，今年和明年仍会超过820亿元。权威人士说，我国已建成的环保设施，有13至12不能运转或难于运转。我国的排污收费，每年都超过50亿元。这笔钱大部分省市是由环保部门掌握，然而不少省市把50％以上排污费用去盖了房子养了人。

　　治理污染要考虑国情，要量力而行。机械地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提出不现实的、超越阶段的要求，同样会造成环境与发展的失调。例如，1998年，淮河治理工程开工16项，完成投资仅仅占5·6％；太湖流域立项建33座污水处理厂，“零点行动”时，建成的才两座。国家重点工程，计划和实际相差尚且如此悬殊，那些量大面广的非重点工程就可想而知了。

　　为此我们提议：一是成立一个权威机构，会集纪检、监察、审计、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对国家在环保上已经投入的2500亿元进行认真清查，这些投资有多少取得了预期效果，有多少流向了它方，又有多少打了“水漂”。二是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应对环保投资进行科学分析和估量，根据国情和财政状况，环保投资划出多大比例才是合理和适度。三是为保证投资获得实效，应尽快建立一套环保投资的管理、监督、审计机制。

　　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要立足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立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立足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的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在污染治理技术方面，20多年来，我们国家科技工作者已经开发出一大批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且适合我国国情的防治技术，能够完全满足我国主要污染源治理的需要。

　　我国有以12亿人为基础的、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存量资源”，能量之大，举世无双。1998年在抗洪救灾中形成的“抗洪精神”再次证明：中国可持续发展之伟力，蕴藏在亿万人民群众之中。五六十年代，全民兴修水利，整治淮河，整治海河，至今润泽天下；国庆十周年大庆，九个月建成的“十大建筑”没有一项“工程”，今日依然辉煌；陕西榆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双手建起的“绿色长城”，阻挡了风沙东进，保障了自己的生存。这样的事例全国还有很多。在必要的物质条件保障下，蕴含在群众中的民族精神和创造精神才是我们治理环境、保持发展的无坚不摧的力量！

　　我们建议，在全面总结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在治理环境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逐步引导各级有关部门决策者，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人力存量优势，切实搞好群众性的环境治理工作。同时，要下大气力整顿好现有科技队伍，发挥好他们主力军、专业队的作用。

　　·[视频]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 主持